大众11月在美销量上涨24% “排放门”曝光后首现涨幅
- 《传媒》杂志
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腾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历程，中国的传媒业也迎来了与祖国共同成长发展的花甲之庆。
这六十年间，传媒业的发展举世瞩目，成就辉煌。仅以报纸为例。1950年全国出版各类报纸336家，期发总数230万份；到2008年增加到1943家，期发 总数达到21154．79万份。一个甲子的时间，报纸增加了1803家，增长了12．88倍；期发总数增加20924．79万份，增长了90．98倍。中国传媒业这种跨越 性的、超常规的发展，生动地显示出支撑传媒业发展的共和国社会制度和基本国策的正确、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长以及人们对传媒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改革和开放推进传媒业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经济恢复和紧张的经济制度改革向传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报道的繁重任务，传媒自身也在改革和发展的洪流中大踏步地向前推 进。1952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五•一”社论，打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战役。1年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这一文件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经毛泽东两次修改，是学习总路线的指针，也是新 闻传媒宣传总路线的宏旨。从“五•一”社论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四年多时间里，共和国的新闻大军打了一场大张旗鼓、 有声有色的攻坚战，新闻界自身也在队伍建设、典型报道、练笔业务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新闻批评与报纸监督，从提高认识、形成制度到初杀腐败、形成风气，是新中国传媒工作最初7年的又一亮点。1950年初，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 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 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在中央的要求和支持下，新闻批评在一个时期 里开展起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封建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更为有力的扫荡，没有从制度层面着力解决问题，中央文件在全国未能得到普遍和彻底的贯彻。 在4年后颁布的另一个文件中，中央指出，对于开展公开批评的决定，各地党委和党报编辑部虽然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多数党委和 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为此，“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并领导党报编辑部，对于4年以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做一次认真的检查，采取有效的改进办法，并向中央报告”。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个问题，即群众性讨论太少，缺乏自由讨论的气氛。另外，报道面也比较窄，信息量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1日起实行改版，提出要在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方面切实改 进。新华社和广播界也先后开始实行改革。在改革和开放的氛围中，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56年底，各类报刊已有1236家，次年又增至1325家。 根据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可惜，这次改革的时间不长，1957年“反右”之风一起，改革就昙花一现。中国传媒业真 正有力度、有影响力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77年6月2日，针对“两个凡是”的歪风，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口头讲毛泽东思想，实质反毛泽东思想。1979年 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作《关于新时期的新闻工作》报告，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说，党性和人民 性是一致的。1980年2月，胡乔木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邓小平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的思想中心。为此必须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这 样，新时期新闻改革的目标和重大举措已经明确，新闻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1985年2月，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 喉舌。”党的新闻事业“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这一讲话，扩大了新闻工作者 的视野，引导新闻改革朝着更为广阔的报道范围和更多元化的功能去发挥传媒的社会作用。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建立社会协调对话制度”，“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 为新闻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路径。
1989年，江泽民明确把文艺工作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扩展为新闻宣传工作方针。李瑞环提出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要把 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移到面向群众上来”，“要改革新闻宣传内容”，“要改革新闻宣传的形式”。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一度陷于迷惘的传媒业拨开浓雾，认清航向，坚定信念，调整步伐。所以人们说，这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告诫 全党，也指导全国传媒，“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讲话的鼓舞下，传媒人心头的阴霾为之一扫，传媒改革的步子明显加快。
1995年，江泽民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对中国传媒在新时期的目标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5年之后，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又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并被党的十六大写入党章，成为中国新闻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此之 后，传媒改革的政治价值取向进一步强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使新闻宣传向新闻基本规律进一步回归。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 观，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对党的新闻宣传指导方针作了这 样完整的表述：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 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新闻报道，胡锦涛 提出了贯彻党性和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协调的方针，那就是：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这些新理念 和新策略，使新闻观念的真理性和新闻政策的科学性，达到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正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领导下，中国传媒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喜人的发展阶段。
新科技革命为传媒业注入发展动力
香港回归前，笔者奉派去香港执教，看到一所大学有5000台电脑，惊羡得不得了。如今中国传媒拥有的电脑设备总体上好于香港新闻界。这表明党和政府 对传媒业的重视，也展示出中国传媒60年来经过艰苦奋斗业已达到的现代化水平。
虽说党和政府对中国传媒业的生产条件与技术装备是重视的，但中国报刊业告别纸与笔的时代、中国电子传媒进入世界前列、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中国新 兴传媒同全球同步前进，还是最近20年的事。
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又强调要开发和利用好信息资源。在他的推动下，传媒业迎着新科技革命潮头而 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铅字印刷开始陆续退出。此后，传媒业一路高歌，喜讯不断：第一张用计算机激光照排技术处理的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问世，激 光照排技术普及全国；广告制作软件和彩色处理软件得到广泛应用；全国普遍实行彩色印刷，广泛实行报纸胶印。纸质传媒生产现代化和编辑部办公现代化已 经成为现实。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决定采取广播卫星覆盖全国的方针，试验卫星和实用卫星先后上天，并开始长期租用国际通讯卫星的转发器，用卫星传送电视 节目。截至2008年6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16套开路播出的电视节目，开通1个高清晰度电视试验播出频道，12个数字电视付费频道和28个网络电视频道。 各省市卫星电视你追我赶，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竞争局面。在卫星加线缆传播成为广播电视的主要途径后，有线电视走入千家万户。通过电缆或光缆组 成的传输分配系统，把节目信号直接传送给用户，具有抗干扰力强、信号稳定等优点。广播电视技术装备的改进，倒逼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改革与提升。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今天的电视业已拥有新闻、综艺、娱乐、资讯、体育、电影、科教、戏曲、音乐、语言等多姿多态的内容，电视节目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中国广播也并非像电视刚崛起时有人预料的那么悲观，广播走专业化、特色化之路，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其他媒体无以替代的作用。
数字技术的逐步普及，催生了第四媒体——互联网和第五媒体——手机。它们的问世，不仅改变了报纸的生产模式，使电视发生不同于传统的重大变化， 而且其本身作为新兴媒体也进入大众传媒之列。
数字技术下的互联网对新闻事业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它具有信息资源丰富，信息传播的个人化、交互性、声音图像文字一体化等优点。网络新闻传播 打破了传统新闻采编播的原有观念，重组了新闻传播的格局，冲击并改变了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引领着传媒业的发展与改革。
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它也加入到传媒领域。目前，已发展有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小说、手机搜 索等媒体功能。手机参与新闻报道，与其他媒体融合互补，丰富了报道手段，拓宽了报道途径，为接受者提供了方便的接收路径。
同样，由于数字技术的崛起，数字化出版、数字化报刊、数字化电视、数字化广播等正在发展。相信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国传媒业必将一日 千里地向前发展。
中国传媒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是传媒业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因素。没有改革与开放，中国传媒不仅难以发展，也不可能走出国门；没有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支持，中国 传媒也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同全球一起共同前进。这是中国传媒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没有显著的、根本的社会进步，没有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引领和催促，中国传媒业将寸步难行。反过来，没有传媒业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社会也很难快 速更新观念、调整政策，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战略性转型。相对而言，这期间执政党的统领全局、宏观决策是最重要的。首先是执政党，其次是执政党领导下的 主流传媒必须正确把握形势，驾驭全局，必须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党心民心。60年中，其间惊心动魄的冲突与较量不胜例举。
五六十年代暂且不说，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所遇到的巨大压力吧。邓小平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 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题发表邓小平的支持讲话。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报道都 顺应了历史潮流，也就成功地引领中国社会克服了艰难险阻，粉碎了“两个凡是”论的阴谋。
再比如，如果传媒业只知一味地报道领导人的讲话、指示，而不广泛地报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不顺应民心民意，其传播效果也是不会理想的。 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批评的那样，“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邓小平的讲话说明他懂得民心，了解民心，顺 应民心。党的十六大提出新闻报道三贴近原则，胡锦涛提出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要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都是极为重 要的、符合党心民意的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
顺从潮流和民心，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必须尊重经过传媒长期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被极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传媒人接受的概念与原理。对这 些概念和原理，不要简单地加以否定甚至给以鞭挞。否则，必然会失却民心，遭到数千万知识分子、数十万传媒人的反对甚至嘲笑。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学 会尊重历史、尊重民心、尊重常识。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要心平气和地与学者们交谈，平等自由地交换意见和看法，不要动辄就动用行政手段和行政力量来 解决学术方面的问题。
60年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另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紧跟全球新科技革命潮流，学会借助这一科技革命产生的各种科学成果，为我所用，不断增强我国传媒业 发展的实力，增强同西方传媒竞争的实力，切实改变跨文化传播和对外宣传方面“西强我弱”的被动局面。
紧跟科学技术进步的潮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新成果，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和坚定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表现出对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关注和对新成果的热烈欢迎。在我国，当人们对互联网的“功过是非”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胡锦涛对互联网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 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对于不断深化的新科技革命，不能停留在欢迎和欣赏的“初级阶段”层面，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主动投入，并且力争为我所用，为传媒业发展所用。 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当代领导人不仅以高姿态欢迎互联网技术，而且积极上网，同网民广泛交流谈心。他们支持各种介质的传媒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支持中国 传媒走产业化与事业化并举之路，他们要求中国传媒在办好传媒事业的同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产业的发展新路。中国传媒这些年有如此高速的增长， 传媒的多元功能能得到如此全面的发挥，一些传媒集团的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能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同党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的这种全方位的支持是分不开 的。
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实现中国传媒的腾飞，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和基本经验。
“开弓没有回头箭”。走过了60年的共和国传媒业，将在深刻认识上述两条基本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信念，认清形势，在又一个60年即将开 始的新征程上，继续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年历程，中国的传媒业也迎来了与祖国共同成长发展的花甲之庆。
这六十年间，传媒业的发展举世瞩目，成就辉煌。仅以报纸为例。1950年全国出版各类报纸336家，期发总数230万份；到2008年增加到1943家，期发 总数达到21154．79万份。一个甲子的时间，报纸增加了1803家，增长了12．88倍；期发总数增加20924．79万份，增长了90．98倍。中国传媒业这种跨越 性的、超常规的发展，生动地显示出支撑传媒业发展的共和国社会制度和基本国策的正确、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增长以及人们对传媒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
改革和开放推进传媒业有序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繁忙的经济恢复和紧张的经济制度改革向传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报道的繁重任务，传媒自身也在改革和发展的洪流中大踏步地向前推 进。1952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五•一”社论，打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战役。1年之后，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这一文件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经毛泽东两次修改，是学习总路线的指针，也是新 闻传媒宣传总路线的宏旨。从“五•一”社论到1956年底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的四年多时间里，共和国的新闻大军打了一场大张旗鼓、 有声有色的攻坚战，新闻界自身也在队伍建设、典型报道、练笔业务等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新闻批评与报纸监督，从提高认识、形成制度到初杀腐败、形成风气，是新中国传媒工作最初7年的又一亮点。1950年初，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 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 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在中央的要求和支持下，新闻批评在一个时期 里开展起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封建思想意识没有得到更为有力的扫荡，没有从制度层面着力解决问题，中央文件在全国未能得到普遍和彻底的贯彻。 在4年后颁布的另一个文件中，中央指出，对于开展公开批评的决定，各地党委和党报编辑部虽然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多数党委和 报纸对于这一工作，“不是基本上进行得好，而是基本上进行得不好”。为此，“中央责成各地党委并领导党报编辑部，对于4年以来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做一次认真的检查，采取有效的改进办法，并向中央报告”。
当时报纸上还有一个问题，即群众性讨论太少，缺乏自由讨论的气氛。另外，报道面也比较窄，信息量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1日起实行改版，提出要在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三方面切实改 进。新华社和广播界也先后开始实行改革。在改革和开放的氛围中，新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56年底，各类报刊已有1236家，次年又增至1325家。 根据毛泽东指示，《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从2000份扩大到40万份。可惜，这次改革的时间不长，1957年“反右”之风一起，改革就昙花一现。中国传媒业真 正有力度、有影响力的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77年6月2日，针对“两个凡是”的歪风，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是口头讲毛泽东思想，实质反毛泽东思想。1979年 3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作《关于新时期的新闻工作》报告，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说，党性和人民 性是一致的。1980年2月，胡乔木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邓小平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的思想中心。为此必须从加强同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结合抓起，从抓重大主题、新生事物、重大典型、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入手，这是新闻改革的突破口。这 样，新时期新闻改革的目标和重大举措已经明确，新闻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1985年2月，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指出：“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 喉舌。”党的新闻事业“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这一讲话，扩大了新闻工作者 的视野，引导新闻改革朝着更为广阔的报道范围和更多元化的功能去发挥传媒的社会作用。
党的十三大提出，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建立社会协调对话制度”，“抓紧制定新闻出版法”， 为新闻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路径。
1989年，江泽民明确把文艺工作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扩展为新闻宣传工作方针。李瑞环提出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方针”，“要把 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移到面向群众上来”，“要改革新闻宣传内容”，“要改革新闻宣传的形式”。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一度陷于迷惘的传媒业拨开浓雾，认清航向，坚定信念，调整步伐。所以人们说，这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邓小平告诫 全党，也指导全国传媒，“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讲话的鼓舞下，传媒人心头的阴霾为之一扫，传媒改革的步子明显加快。
1995年，江泽民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对中国传媒在新时期的目标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5年之后，他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又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并被党的十六大写入党章，成为中国新闻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此之 后，传媒改革的政治价值取向进一步强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使新闻宣传向新闻基本规律进一步回归。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 观，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在考察人民日报社工作时对党的新闻宣传指导方针作了这 样完整的表述：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 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必须切实抓好队伍建设，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对于新闻报道，胡锦涛 提出了贯彻党性和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协调的方针，那就是：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这些新理念 和新策略，使新闻观念的真理性和新闻政策的科学性，达到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新的水平和新的境界。正是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十六届、第十七届中央委 员会领导下，中国传媒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喜人的发展阶段。
新科技革命为传媒业注入发展动力
香港回归前，笔者奉派去香港执教，看到一所大学有5000台电脑，惊羡得不得了。如今中国传媒拥有的电脑设备总体上好于香港新闻界。这表明党和政府 对传媒业的重视，也展示出中国传媒60年来经过艰苦奋斗业已达到的现代化水平。
虽说党和政府对中国传媒业的生产条件与技术装备是重视的，但中国报刊业告别纸与笔的时代、中国电子传媒进入世界前列、互联网和手机在内的中国新 兴传媒同全球同步前进，还是最近20年的事。
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就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又强调要开发和利用好信息资源。在他的推动下，传媒业迎着新科技革命潮头而 立，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铅字印刷开始陆续退出。此后，传媒业一路高歌，喜讯不断：第一张用计算机激光照排技术处理的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问世，激 光照排技术普及全国；广告制作软件和彩色处理软件得到广泛应用；全国普遍实行彩色印刷，广泛实行报纸胶印。纸质传媒生产现代化和编辑部办公现代化已 经成为现实。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决定采取广播卫星覆盖全国的方针，试验卫星和实用卫星先后上天，并开始长期租用国际通讯卫星的转发器，用卫星传送电视 节目。截至2008年6月，中央电视台开办了16套开路播出的电视节目，开通1个高清晰度电视试验播出频道，12个数字电视付费频道和28个网络电视频道。 各省市卫星电视你追我赶，形成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竞争局面。在卫星加线缆传播成为广播电视的主要途径后，有线电视走入千家万户。通过电缆或光缆组 成的传输分配系统，把节目信号直接传送给用户，具有抗干扰力强、信号稳定等优点。广播电视技术装备的改进，倒逼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改革与提升。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今天的电视业已拥有新闻、综艺、娱乐、资讯、体育、电影、科教、戏曲、音乐、语言等多姿多态的内容，电视节目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中国广播也并非像电视刚崛起时有人预料的那么悲观，广播走专业化、特色化之路，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其他媒体无以替代的作用。
数字技术的逐步普及，催生了第四媒体——互联网和第五媒体——手机。它们的问世，不仅改变了报纸的生产模式，使电视发生不同于传统的重大变化， 而且其本身作为新兴媒体也进入大众传媒之列。
数字技术下的互联网对新闻事业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它具有信息资源丰富，信息传播的个人化、交互性、声音图像文字一体化等优点。网络新闻传播 打破了传统新闻采编播的原有观念，重组了新闻传播的格局，冲击并改变了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引领着传媒业的发展与改革。
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得到空前发展的同时，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它也加入到传媒领域。目前，已发展有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电影、手机小说、手机搜 索等媒体功能。手机参与新闻报道，与其他媒体融合互补，丰富了报道手段，拓宽了报道途径，为接受者提供了方便的接收路径。
同样，由于数字技术的崛起，数字化出版、数字化报刊、数字化电视、数字化广播等正在发展。相信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国传媒业必将一日 千里地向前发展。
中国传媒六十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是传媒业发展的两大基础性因素。没有改革与开放，中国传媒不仅难以发展，也不可能走出国门；没有科学技术新成果的支持，中国 传媒也无法跟上时代的脚步，同全球一起共同前进。这是中国传媒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
没有显著的、根本的社会进步，没有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引领和催促，中国传媒业将寸步难行。反过来，没有传媒业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社会也很难快 速更新观念、调整政策，实行改革与开放的战略性转型。相对而言，这期间执政党的统领全局、宏观决策是最重要的。首先是执政党，其次是执政党领导下的 主流传媒必须正确把握形势，驾驭全局，必须顺应历史潮流，顺应党心民心。60年中，其间惊心动魄的冲突与较量不胜例举。
五六十年代暂且不说，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所遇到的巨大压力吧。邓小平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 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以《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题发表邓小平的支持讲话。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报道都 顺应了历史潮流，也就成功地引领中国社会克服了艰难险阻，粉碎了“两个凡是”论的阴谋。
再比如，如果传媒业只知一味地报道领导人的讲话、指示，而不广泛地报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不顺应民心民意，其传播效果也是不会理想的。 正如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中所批评的那样，“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邓小平的讲话说明他懂得民心，了解民心，顺 应民心。党的十六大提出新闻报道三贴近原则，胡锦涛提出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要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都是极为重 要的、符合党心民意的新闻宣传的成功经验。
顺从潮流和民心，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必须尊重经过传媒长期实践、被证明是正确的、被极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传媒人接受的概念与原理。对这 些概念和原理，不要简单地加以否定甚至给以鞭挞。否则，必然会失却民心，遭到数千万知识分子、数十万传媒人的反对甚至嘲笑。经验告诉我们，一定要学 会尊重历史、尊重民心、尊重常识。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要心平气和地与学者们交谈，平等自由地交换意见和看法，不要动辄就动用行政手段和行政力量来 解决学术方面的问题。
60年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另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紧跟全球新科技革命潮流，学会借助这一科技革命产生的各种科学成果，为我所用，不断增强我国传媒业 发展的实力，增强同西方传媒竞争的实力，切实改变跨文化传播和对外宣传方面“西强我弱”的被动局面。
紧跟科学技术进步的潮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和新成果，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和坚定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表现出对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关注和对新成果的热烈欢迎。在我国，当人们对互联网的“功过是非”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情况下，胡锦涛对互联网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 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对于不断深化的新科技革命，不能停留在欢迎和欣赏的“初级阶段”层面，更重要的是要积极参与，主动投入，并且力争为我所用，为传媒业发展所用。 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当代领导人不仅以高姿态欢迎互联网技术，而且积极上网，同网民广泛交流谈心。他们支持各种介质的传媒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支持中国 传媒走产业化与事业化并举之路，他们要求中国传媒在办好传媒事业的同时，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产业的发展新路。中国传媒这些年有如此高速的增长， 传媒的多元功能能得到如此全面的发挥，一些传媒集团的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能有如此大幅度的提升，同党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的这种全方位的支持是分不开 的。
依托改革与科技的双翼实现中国传媒的腾飞，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结论和基本经验。
“开弓没有回头箭”。走过了60年的共和国传媒业，将在深刻认识上述两条基本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信念，认清形势，在又一个60年即将开 始的新征程上，继续做出自己的新贡献。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