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红高粱》影视改编造就收视率

 　　众所周知，电视剧《红高粱》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山东高密籍作家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1996年第三期），1987年张艺谋首执导筒，莫言亲自参与改编，将其搬上了大银幕。影片一鸣惊人，于1988年摘得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堪称一时经典。
 　　电影片长91分钟，浓缩了小说2/5的章节。在有限的时长中，影片将人性的张扬溶于意象派的影像表达之中。而电视剧版《红高粱》长达60集，如何将原著故事改编恰如其分、入情入理？无疑是编、导需要直面的一大挑战。于是，素以“快手”著称的编剧赵冬苓赋予了该剧一个向来有收视保障的“宅门”元素。
 　　小说文学性与电视剧大众化之间的有效平衡和升华，一直是文学改编的难题。对此，业界早有前车之鉴，如刘醒龙原著、邹静之改编、张黎导演的《圣天门口》，就遭遇了口碑与收视极不对称的尴尬境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文学性和叙述方式更为个人化，其影视改编也就更具挑战，但习惯于创作极致化人物和情节剧（如《中国地》）的编剧赵冬苓似乎更擅胜场。
 　　在充裕的长叙事空间里，电视剧《红高粱》对人物进行了更细腻的个性塑造，对情节进行了多线条的结构铺陈。 
　　或许是因为睽违荧屏十年之久的周迅重磅加盟，电视剧《红高粱》的绝对主角由余占鳌让位于九儿。这恰如巩俐与周迅个人气质之间的差异，电视剧与小说或电影的精神气质已经大异其趣，例如电影在影像风格上浓墨重彩、粗犷热烈，极具象征性，而电视剧的影像表达则变得细腻清新，透着别致的“人烟味儿”。原著更多地着眼于大变动时代的人格解放以及山东高密大地上涌动的原始生命力，而电视剧更像是一个规整但“好看”的年代传奇剧。
 　　从已播出部分来看，电视剧《红高粱》之于原著最大的改动是九儿（本名戴九莲）所谓的“前传”，以及由此牵引出的一系列人物，比如张俊杰、淑贤、朱豪三等人，这也是改编备受争议之处。在笔者看来，一切似乎都其来有自，这就是编剧赵冬苓此前的另一部年代女性传奇剧《母亲母亲》。
 　　电视剧《红高粱》中，无论是九儿的率真、果敢，还是有担当、明大义的个性，亦或是新增人物张俊杰、淑贤、朱豪三的叙事功能以及他们各自与九儿之间的关系，似乎都与《母亲母亲》中的金国秀，以及祝宇中、子萍、史万林与金国秀之间的关系有映照之处。
 　　由于这些改动，九儿裹挟在余占鳌与张俊杰之间，加之淑贤及单家二叔的出现，使得九儿之于单家的去留多了点暧昧，不如小说和电影来得纯粹。但人物关系的丰富，以及叙事线索的多元，也形成多平面交叉对比的戏剧效果，从而突出了人物形象和故事的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