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拍片纠结中 都有一本自己的账

中影股份董事长和派拉蒙副董事长罗伯·摩尔在《马可·波罗》合拍上摁手印

“中国机会”、“中美合拍”，在2014年成为中国电影界和好莱坞对话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合拍”从中国明星在好莱坞大片里“打酱油”，开始向高规格、纵深化发展——2014年4月19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喇培康与派拉蒙影业宣布，将合作拍摄3D奇幻动作大片《马可·波罗》。片方宣传，影片将由“好莱坞某一线著名导演执导，汇聚好莱坞、中国及韩国一线明星阵容”。

就在中美“牵手”的前一天，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的“中美合拍”专家论坛上，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却当着台下广电系统的官员发起牢骚：“现在是时候了。你得开始拍关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开放，你才能搅活死水，允许真正的创造力在这个国家出现。这才是真正实现合拍的基础……我曾经三次试图和这个国家合作拍片，都是不欢而散。”斯通的这番发言被《好莱坞报道》披露出来，广为流传。

中美电影“合拍”，机会和矛盾一直并存。在2013年底洛杉矶召开的第三届美中电影高峰论坛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这就是在设置障碍嘛！”

美中电影高峰论坛是一个民间论坛，从2010年举办第一届开始，每年讨论的核心话题都一样：中美电影合拍。论坛售票入场，第一届只售20美元，如今涨到250美元一张。参加论坛的观众，大部分是希望到中国去淘金的西方电影人、投资者，还有少数来自国内。

好莱坞六大公司以前是论坛请来“看看”的客人，如今成了论坛的核心合作伙伴。论坛结束后的晚宴需要额外付500美元买门票——和六大公司老总共进晚餐，说不定就能在饭桌上谈成一笔合作的生意。晚宴开场前，门票早已售罄。

“中美合拍是必做的一种商业模式，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需求。”美中电影高峰论坛主席萧培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简称“合拍公司”）总经理张恂成为论坛的焦点人物。合拍公司受国家电影主管部门委托，负责中外合拍片的管理、协调和服务；合拍片能不能立项，合拍公司说了算。在洛杉矶比特摩尔千禧酒店，张恂特意选在午餐时间，而非正式的论坛发言时间出现。“我就是来和大家聊聊天。”她站上餐厅中央的一个小舞台说。萧培寰临时充当她的翻译。很快，台下许多嘉宾放下手中刀叉，围过来听她说话。

审读剧本是合拍公司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个剧本到合拍公司，起码有三个人来看，涉及色情、暴力、宗教问题，伤害第三国感情的——比如中美合拍，就把其他国家贬低得一无是处——这些情节一律会被删改。“最重要的，我们不希望在剧本里看到中国的形象不是贩毒的，就是打架斗殴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国是很阳光的。”张恂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除了剧本，还有一些硬指标：双方共同投资，投资低的一方不能低于20%；共同创作，这个故事要跟中国“有机地相关”。只有很少一部分内容在中国拍摄是不够的，需要中国演员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

“中国演员一定要在主要的位置。”对外方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卖相。种种限制之下，许多当时号称“合拍”的影片，最后都没有拍成，或者失去合拍片身份，打回进口片原形，比如2012年上映的《敢死队2》、《环形使者》。

张恂的发言让台下的许多西方电影人感到沮丧，“这就是在设置障碍嘛！”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独立制片人抱怨。

博纳影业总裁于冬、乐视影业CEO张昭、索尼中国区业务负责人迪笛·尼克尔森、威秀娱乐集团亚洲总裁艾秋兴等，都是这届论坛的嘉宾。这些大公司的代表显然更愿意谈“中国机会”，合拍过程中碰到什么具体的困难，大家都不愿多说。

薛晓路作为中国票房神话的代表被请到了台上。2013年，她执导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以3000万人民币成本，收获了超过5亿的高票房。在薛晓路看来，《北京遇上西雅图》其实是个老套的美国式浪漫喜剧，而中国年轻观众多年来接受美国电影“熏陶”，这样的叙事让他们舒服。年轻女性在社会中的曲折、同性爱情的合理性等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时时发生的。

“很多美国类型片在中国市场都是缺位的，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很有潜力。”薛晓路说。

查理·科克尔是一家电影投资策略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目前为吴宇森的《飞虎群英》和成龙的《绝地逃亡》处理美国融资事务。“中国人以为美国电影协会（MPAA）是政府机构，我们需要向他们解释MPAA的责任在于阻挡政府干涉。”科克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美电影人合作中的摩擦，是从常识开始的。好莱坞在电子化账款支付等方面十分成熟，而中国很多地方还依赖传统支付方式；中方在合同条款、保险意识方面不够强，制片方的财政系统和法律保障不成熟。在成龙的电影项目，科克尔要特别敦促中方坐下来，在律师陪同下和他们签署一份45页的合约。